何以印尼：一個群島國家的重塑
中國新聞周刊記者/曹然
發(fā)于2023.9.18總第1109期《中國新聞周刊》雜志
歷史上，從今天印尼首都雅加達所在的爪哇島上興起的強大王國三佛齊和滿者伯夷曾號稱東南亞“第一”。但在更多時候，地理概念上的印度尼西亞是商人眼中風平浪靜的目的地，傳教者和平布道的樂土，以及歐洲殖民者眼中“可以種植任何外來物種”的富礦。
印尼有1.7萬座島嶼，其中8000座島上居住著來自300多個民族、說著700多種不同語言的2.4億印尼人。來客們往往有一種共同印象：這是群島上林立的王國和部落，而不是一個國家。直到78年前，“統(tǒng)一的印度尼西亞”，雜糅著建國者們多樣的信仰和理想，出現(xiàn)在第三世界興起的浪潮中。它幾乎立刻成為“全球南方”的領導者之一，并在之后半個多世紀中不斷獲得新頭銜。
如今的印尼，已經(jīng)是東南亞第一人口和經(jīng)濟大國，“二十國集團”(G20)的成員，世界上人口最多的穆斯林國家，以及全球人口第四大國。從國際關系的常規(guī)維度考量，這是一個毫無疑問的大國。但當觀察者走進它，卻又感到困惑和著迷。一位久居印尼的外來研究者解釋道：“你所面對的是一個看似支離破碎、隨機波動的結構，看起來隨時可能變幻，但卻維持著微妙的平衡。”
綿延5500公里、看似破碎的群島，如何連綴成一個整體？荷蘭殖民的最后半個世紀，數(shù)百個族群如何在短時間內(nèi)形成自我認同，又進而迅速匯集為“統(tǒng)一的印度尼西亞”？變幻莫測的海洋和群島，又如何重塑這個新生的國家？
海洋
印尼古國三佛齊和滿者伯夷前后五百年的東南亞稱霸史，源自一次印度人的旅行。公元5世紀左右，有印度教祭司和婆羅門到訪西爪哇的印尼人聚落。那時這里剛形成奴隸制國家的雛形。客人們?yōu)槭最I講述了他聞所未聞的故事：印度宮廷的奢華，王權的神圣，還有種姓和等級。然后，或許是客人提出，或許是主人自己想到：既然印度國王是神的化身，印尼國王為何不是呢？
出土文物顯示，國王召集身邊的織工、木工、石匠與金匠，按照印度客人的描述打造出爪哇島上第一個“印度化”王國，緊接著是第二個、第三個，直到公元7世紀，中國高僧義凈到三佛齊求經(jīng)，一個使用梵語的龐大印度教-佛教王朝得到域外的注目。
不久之后，相似的故事再度上演。最遲到公元10世紀，阿拉伯商人已在群島的多處港口扎根。當時的波斯地理學家伊本·法吉赫寫道，這里是最國際化的所在，甚至有同時能說漢語、波斯語和阿拉伯語的鸚鵡。那時的馬來人和爪哇人，只有很少一部分因異族通婚等原因皈依了穆斯林。
法吉赫沒有預料到，13到16世紀，這里將出現(xiàn)大規(guī)模的皈依。三百多年間，印度教-佛教王國都成為蘇丹國，連“印度化”未能觸及的蘇拉威西島也概莫能外。和印度文明席卷時相同，這次文明更替總體上也是和平的。
如何解釋這種現(xiàn)象？早期研究更關注外部阿拉伯世界和伊斯蘭教運動的影響。1453年，奧斯曼帝國占領東羅馬帝國最后的都城君士坦丁堡，標志著世界政治格局的轉變，伊斯蘭教被推廣到南亞、非洲，印尼受到影響并不令人意外。作為“穆斯林世界保衛(wèi)者”，奧斯曼還積極向印尼諸蘇丹國提供武器對抗歐洲殖民者。
近年來，人們發(fā)現(xiàn)了更多的“本地因素”：隨著政治格局變化，商業(yè)世界也在改變，印尼從中國-印度間的貿(mào)易中轉中心，變?yōu)橹袊?阿拉伯世界的中間點。伊斯蘭化后，群島成為阿拉伯商人的不二選擇。這是一種關乎實用主義的解讀：聰明的印尼人總能擁抱海洋帶來的利益。
講述海洋對印尼影響最清晰的方式，是梳理航道。以今日印尼首都雅加達所在的人口最多的爪哇島為中心，東側緊挨著旅游勝地巴厘島；以西是和馬來西亞、新加坡相望的蘇門答臘島，中間隔著馬六甲海峽；北部的爪哇海對岸是舊稱“婆羅洲”的加里曼丹島；南方則是浩瀚的印度洋。
馬六甲海峽并非從印度洋進入亞太地區(qū)的唯一通道。由爪哇島和蘇門答臘島之間的巽他海峽進入爪哇海，再穿過加里曼丹島與其東側蘇拉威西島之間的望加錫海峽，就進入了太平洋。不過，巽他海峽淺窄浪急，因此又有了第三條路：從巴厘島和其東方的努沙登加拉群島之間的龍目海峽進入爪哇海。
龍目海峽的最淺處是馬六甲海峽最淺處的十倍深，因此成為大型油輪的黃金水道。也有一些貨輪進入爪哇海后向蘇拉威西島更東方駛去，那里的馬魯古群島有一個因其物產(chǎn)而獲得的古名：香料群島�！跋懔先簫u”再向東，就是印尼最東頭的巴布亞島。
航道中最著名的還是馬六甲海峽。與連結印度洋、大西洋的“淚之門”曼德海峽不同，馬六甲海峽位于赤道無風帶，是古代海上絲綢之路最安全的路段。對在海上經(jīng)歷九死一生到來的印度、中國、阿拉伯水手來說，這里是世外桃源。
今天，由于地質(zhì)礦產(chǎn)多樣，印尼不同島嶼間的自然資源利益差異巨大。但在農(nóng)林漁牧時代，大多數(shù)島嶼都享受了熱帶雨林氣候的豐饒饋贈。這里出產(chǎn)一等一的香料、稻米和水果。柚子走上全世界食客的餐桌，經(jīng)歷了從印尼到印度，由印度到歐洲，再由歐洲到美洲的漫長旅程。
自然，也有傳入這里的外來作物：橡膠，油棕、咖啡、茶葉，乃至鴉片。
源源不斷的物產(chǎn)和貿(mào)易，讓航道沿線的一些島民平和而容易滿足。直到本世紀，一位印尼省長還如此形容油棕種植的三大好處：第一，外界對油棕的需求無窮無盡，永遠不愁賣；第二，在自己的土地上種植油棕，一生就只需要專注于自己的生意；第三，油棕每月只需要照料兩次，其他時候可以無所事事地曬太陽。
與其說印尼人溫和地接受了外來文明一次又一次的“入侵”，不如說他們平和地將海洋帶來的新文明和這片土地的氣質(zhì)相融合。今天，雖然人口中88%是穆斯林，但群島六大宗教“小雜居”的景象依然普遍。哈桑丁大學社會學系給出的一個樣本顯示，一個4000人村莊中有16名基督徒、40名佛教徒，他們和穆斯林和平共處，禮拜場所還“挨得很近”。宗教沖突依然存在，但每場沖突背后都有另外的經(jīng)濟和政治因素。
或許更重要的是，不同時代漂洋而來的文明都得以幸存，最終層壘成獨特的景觀。印尼獨立后的第一代藝術家艾哈邁德·薩達利曾在生前未完成的手稿中提出一個問題：如果一種藝術具有中國古典繪畫那樣鮮明的特征，其中衍生出的民族身份是自然的。但如果缺乏這種特征，民族性是否真的存在呢？
印尼歷史中，外來文明不斷洗刷同一片群島，也不斷引起人們的疑問：印尼的獨特之處到底在哪里？“死的文物”是國家博物館里的印度教造像和可以上溯到中國漢代的陶瓷。但“活的文物”是零散在爪哇島、巴厘島各處的印度教神廟雕刻，它們直到上個世紀仍得到更新，兇狠的金翅鳥浮雕和后人刻畫的印尼花卉、服飾及自行車、飛機同處一壁。
中國文化在印尼也有種種奇遇。日惹的爪哇宮廷圖書館中保存著《梁山伯與祝英臺》的爪哇語、巴厘島語、馬來語等語種翻譯手稿。這段愛情傳奇經(jīng)華人之口，以文章、詩歌、戲劇的多種方式在群島間流傳，19世紀又成為最早被用爪哇語印刷、被爪哇語報紙連載的中國故事。
保存至今的相關手稿中，最有趣的一份是將爪哇語翻譯的《朱子家訓》和梁祝故事抄在一起。印尼學者認為這是一份為土著化的華人女性編撰的手冊。
散落在爪哇島各處不斷更新的印度神廟雕刻，承自中國的樂器、醫(yī)術和愛情傳奇，脫胎于馬來語又深受荷蘭發(fā)音影響的印尼語，巴厘島延續(xù)至今的印度教“冥想日”，還有雅加達街頭混雜殖民地和南亞風的建筑……當來自這些文明的客人看到這一切，不能不發(fā)出印度詩人泰戈爾1927年訪問印尼時的感慨：在這里“我到處都能看到印度，卻認不出它”。
這就是印尼。
群島
1669年6月，荷蘭海軍上將斯皮爾曼率領三艘荷蘭東印度公司武裝商船，沿著杰尼貝朗河接近蘇拉威西島最大的都會，戈瓦蘇丹國首府望加錫。小口徑艦炮的炮彈打在河口堅固的松巴歐普要塞上，幾乎造不成傷害。自從被荷蘭人稱為“印尼雄雞”的戈瓦蘇丹哈桑丁拒絕和東印度公司合作壟斷香料航道，這座要塞已不止一次擊退荷蘭人對望加錫的進攻。
不過，攻擊受挫的斯皮爾曼并不擔心。他在等待布吉斯人領袖阿隆·帕拉卡和他的八千土著士兵。連續(xù)一周的暴雨沒能阻止布吉斯士兵的攻勢，他們最終進入了要塞。斯皮爾曼迅速將之夷為廢墟。
望加錫之戰(zhàn)被荷蘭殖民者視為征服印尼過程中最艱難的一役。決定戰(zhàn)場勝負的并非東印度公司艦隊，而是與戈瓦蘇丹為敵的布吉斯人。阿隆·帕拉卡成為南蘇拉威西新的統(tǒng)治者，直到200年后，由于不愿從“盟友”淪為荷蘭人的附庸，他建立的王國和蘇拉威西島上的其他幾個殘存政權，在荷蘭軍隊的又一次遠征中被吞并。
破碎的群島，分裂的族群，是16世紀荷蘭商船到達群島后最重要的“發(fā)現(xiàn)”。印尼并非無法對抗堅船利炮的“新大陸”，奧斯曼帝國和葡萄牙商人早就送來了火炮。然而，這里缺失的是“現(xiàn)代國家”。
按照荷蘭東南亞史學家格里·范克林肯的說法，當時零散的各島嶼王國中，官僚程度最高的是伊斯蘭教的中心亞齊。這也是最后一個被荷蘭殖民者終結的蘇丹國。但在蘇門答臘島西北的山林灘涂間，亞齊蘇丹只是一個被遙奉的統(tǒng)治者，實際影響不過都城周邊。由于首都班達亞齊并非沿海地帶，蘇丹甚至掌握不了港口豐厚的稅收。
群島在統(tǒng)一國家的形成上“落后”于大陸，可能是一種宿命�？脊虐l(fā)現(xiàn)顯示，早在公元前一萬年先民部落誕生之初，印尼就存在多個互相獨立的文化，可以通過西部島嶼的方形石器和東部群島的圓形石器進行粗略區(qū)分。
如果生在大陸，他們將很快交融為一個文明。但海面上早早到來了域外商人。和中國、印度、阿拉伯、歐洲世界的連結，模糊了居民對“本土”的認同，更弱化了島嶼間的相互作用。三佛齊和滿者伯夷是讓所有群島臣服的大國，但當他們陷入衰落，縮回爪哇島本土是歷代國王的選擇。
于是，荷蘭人找到了各個擊破的辦法。從17世紀到19世紀，他們的殖民擴張并不迅速，很長一段時間真正占領的只是蘇門答臘島和爪哇島。但他們總能找到新盟友，一起為航道或資源對其他王國開戰(zhàn)，直到擴張的需要使盟友成為下一個征服對象。通過和各個蘇丹簽訂不平等條約，荷蘭人遠征森林部落。最終，殖民者拼湊出了“荷屬東印度群島”，也為各個族群尋找統(tǒng)一的國家認同指明了方向。
有研究認為，爪哇文化的興盛，正是爪哇宮廷在被殖民統(tǒng)治時期通過禮儀、語言和傳說支撐自身神圣權力的結果。大規(guī)模的識字運動在群島間展開，爪哇語而非阿拉伯語被用來教授正統(tǒng)的伊斯蘭教知識�；钴S于18世紀到19世紀中葉的宗教學家KH 艾哈邁德·里發(fā)伊用馬來語和爪哇語寫作，經(jīng)常借傳教指責殖民當局。
“外島”(爪哇島之外的島嶼)的民族認同產(chǎn)生，則經(jīng)歷了從“被區(qū)分”到自我意識覺醒的過程。18世紀末，東印度公司解散，群島被收歸“國有”，成為荷蘭政府“簡單榨取資源”的工具。1900年到1915年，東南亞種植園橡膠產(chǎn)量的全球占比，從1%提升至68%。
也是從經(jīng)濟利益出發(fā)，為了降低殖民成本，荷蘭政府采取“間接統(tǒng)治”方式：孤立舊蘇丹和王室，扶持舊貴族及特定族群成為政治、經(jīng)濟和宗教的中間階層。范克林肯指出，表面上看，分而治之行之有效：制造了族群矛盾，讓失去群眾基礎的中間階層更靠近荷蘭統(tǒng)治者。但與此同時，采用間接統(tǒng)治而非現(xiàn)代治理方式，讓群島的現(xiàn)代國家建設“至少推后百年”，更為印尼獨立后的種族矛盾與沖突埋下禍根。
海洋畢竟是相通的。歐洲革命思潮，三十年戰(zhàn)爭后“主權國家”概念興起，以及荷蘭自身不斷衰落……多重因素疊加之下，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荷屬東印度群島政府上升為擁有獨立行政、財政乃至部分外交權限的“準國家”。1905年，印尼劃分省份，殖民者終于開始在所有主要島嶼嘗試“現(xiàn)代治理”。
受影響最劇烈的是殖民地官員口中“事實上的無國籍人”，比如達雅克人。他們的部落散落在加里曼丹島西部山地，不像沿海的馬來人那樣與外界保持接觸。他們只知道遠方有更高的“王”，向對方致敬會收獲賞賜和頭銜。
1894年，荷蘭殖民者將西加里曼丹未開發(fā)地區(qū)的近千名達雅克長老召集到一起。這是部落領袖們歷史上第一次聚首。他們在兩個月的會期內(nèi)一次性解決了延續(xù)百年乃至更久的部落仇殺，在“和解盛宴”上發(fā)誓團結一心接受荷蘭人統(tǒng)治。隨后，在森林坡地分散定居的達雅克農(nóng)民被集中安置在新建的村落中。為了征稅，他們的人數(shù)和土地第一次被正式測量統(tǒng)計，村鎮(zhèn)和城市間修路通車。
面對新生活，聚在一起的達雅克人私下口口相傳歷史上反抗外族的傳奇故事。領導他們斗爭的則是被荷蘭人送進學校的達雅克長老子弟。今天被稱為“達雅克之父”的豪斯曼·巴博，畢業(yè)于基督教教會學校，在公務員生涯中官至“區(qū)長”，這是土著政治人物能達到的最高官職。他因為和穆斯林女性結婚被解雇，隨即投身喚醒民族意識的運動。荷蘭人發(fā)現(xiàn)，他們已經(jīng)無法控制“先富起來”的達雅克城市階級。當他們拒絕為達雅克人提供中等教育時，巴博牽頭自建了一所中學。
更大范圍的自我啟蒙在群島各處展開。引入拉丁字符書寫的馬來語(即后來的印尼語)，成為使用統(tǒng)一文字后的印尼文學的開端。從蘇門答臘、爪哇到加里曼丹、蘇拉威西，接受教育的年輕人像祖輩傳唱“梁山伯與祝英臺”故事一樣傳閱著“通俗文學委員會”收集的本土故事，或“大眾文學局”出版的新小說。
小說的內(nèi)容大同小異：習慣法和年輕人欲望之間的矛盾；強迫婚姻造成的悲劇；西式教育引發(fā)的代際沖突……人們發(fā)現(xiàn)，雖然身處不同的島嶼，說著不同的“方言”，但在印尼語文學中，一代人的苦悶和彷徨是相通的。
1928年10月28日，第二屆全印尼青年大會在雅加達一處學生宿舍中悄然舉行。會議最后，年輕的詩人、記者、學生、革命者，未來的總理、部長、政治犯和死刑犯，通過了一份簡短的誓言：“我們，印度尼西亞的兒女，只承認一個祖國——印度尼西亞；一個民族——印度尼西亞族；一種統(tǒng)一的語言——印度尼西亞語。”
國家
1949年12月，隨著荷蘭政府最后的軍事干預行動宣告失敗，48歲的前工程師蘇加諾成為統(tǒng)一的印尼共和國的第一位總統(tǒng)。新政府上任后的首要任務之一是更名命名�？偠礁�?yōu)楠毩m，印尼第一所大學則以滿者伯夷最偉大的領導人加查馬達來冠名。
革命生涯中，蘇加諾吸收并使用了穆罕默德·亞明的反殖民史學，由此將“作為整體的印尼”的歷史劃分為三個階段；很久以前的輝煌歲月，當下的殖民黑暗，以及未來的光明前路。這個敘事中，富饒的過去和光明的未來相互聯(lián)結。滿者伯夷和加查馬達能最直觀地展現(xiàn)未來的“光明”，并讓各島民眾對新生的統(tǒng)一國家產(chǎn)生“大國期待”。
但與此同時，新政府也自然陷入爪哇島中心和外島“臣民”的不對等關系和征服邏輯。在亞明的理論里，滿者伯夷鼎盛期的疆域包括荷屬東印度群島、馬來半島、完整的加里曼丹、東帝汶和巴布亞等。1949年獨立談判期間，印尼代表曾和荷蘭達成協(xié)議，將基督教信徒占多數(shù)的巴布亞排除在印尼邊界之外。但1959年，在建國初期的內(nèi)亂基本得到平息后，出兵收回巴布亞，成為蘇加諾在內(nèi)閣就職演說中提出的三大目標之一。
反殖民浪潮中，蘇加諾的行動得到國際社會普遍支持。1962年，荷蘭將西巴布亞交給印度尼西亞。次年，他開始第二階段行動：向加里曼丹島北部的馬來西亞領土展開武裝滲透。他同樣抓住了意識形態(tài)背景，指責當時處于反共政府統(tǒng)治下、由美國支持的馬來西亞是“新殖民主義和新帝國主義”。然而，在馬來西亞看來，新獨立的印尼既是反殖民和不結盟運動的領導者，同時又“開疆擴土”，自相矛盾。
群島的殖民時代雖然結束，但殖民的“遺產(chǎn)”不會自然消除。多元文明的統(tǒng)一在一開始就受到挑戰(zhàn)。討論潘查希拉(建國五大原則)時，激進的穆斯林革命者曾要求將第一條“信奉獨一無二的神明”明確為以伊斯蘭教為國教。蘇加諾抵制了這一觀點：他本人就是跨宗教婚姻的后代，母親是印度教徒，蘇加諾的名字則來自他的穆斯林父親最喜愛的印度史詩《摩訶婆羅多》。
蘇加諾無法解決的，是殖民時代分而治之留下的階層鴻溝造成了新的文明沖突。新政府的領導者是接受過荷蘭教育又篤信《青年誓言》的知識分子，身處遠離農(nóng)村及城中村的“大都會飛地”。然而，大多數(shù)印尼民眾只熟悉自己的方言，不到5%的城市中產(chǎn)階級以印尼語為母語。用印尼式的語言描繪，政府“像社會海洋中自我隔絕的孤島”。
1965年政變后上臺的軍人強權總統(tǒng)蘇哈托使矛盾進一步惡化。他終止了精英階層原本還在進行的關于國家和民族理念的討論，合并了所有伊斯蘭政黨，將潘查希拉確認為“新秩序”時期唯一的意識形態(tài)。1980年，一批宗教精英公開批評蘇哈托定義下的潘查希拉不過是“忠于總統(tǒng)”。蘇哈托強硬鎮(zhèn)壓了請愿，一如他“清理”印尼共產(chǎn)黨人、工會和其他反對派。
和同一時期東南亞及拉丁美洲的其他右翼政權一樣，蘇哈托試圖以高壓下的經(jīng)濟發(fā)展奠定新國家的基礎。不能否認的是，印尼工業(yè)“新秩序”前期高速發(fā)展，“外島”也得到了中央政府更多的資金支持，超過360萬人從爪哇島遷出。十年時間里，西加里曼丹的工人數(shù)量增長了50%。新移民和新工人，最終成為蘇哈托政權的“掘墓人”。
但是，“新秩序”本質(zhì)上是否是一種國家愿景？被譽為“最杰出的印尼學家之一”的哈羅德·克勞奇指出，在“新秩序”中，精英們專注于分配“戰(zhàn)利品”。利益交換延伸到群島的每一個角落，塑造了延續(xù)至今的小費和中介文化�？此破届o的表象下，一旦經(jīng)濟增長失速，政權崩潰就是人們宣泄的出口。
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fā)。蘇哈托政府十年前全面開放的金融市場，讓印尼更快融入全球化進程，中產(chǎn)階級享受更多紅利，但也就此遭受最嚴重的沖擊：國內(nèi)生產(chǎn)總值(GDP)暴跌13%，實體經(jīng)濟就此一蹶不振，走向罕見的“去工業(yè)化進程”。16家銀行資不抵債，擠兌風潮在1997年11月爆發(fā)。次年5月，又一場血腥的騷亂中，政治盟友和軍隊全面轉向，迫使蘇哈托結束了32年的總統(tǒng)生涯。
航空工程師出身的副總統(tǒng)哈比比接任總統(tǒng)，任命技術官僚而非親信挽救經(jīng)濟。外界感到，時代或許真要變了。1999年到2002年，印尼國會密集通過四次憲法修正案，組建憲法法院、選舉委員會、國家審計委員會等獨立機構，通過比例議席保證少數(shù)群體在議會的代表地位。
但是，“新秩序”高壓下的潘多拉魔盒已經(jīng)被打開：東帝汶獨立運動，亞齊分裂運動，馬魯古戰(zhàn)爭……新南威爾士大學的統(tǒng)計稱，1996年到2002年，印尼發(fā)生的暴力沖突至少奪走了1.9萬人的生命。
蘇門答臘北部的亞齊分離勢力最具代表性。作為伊斯蘭教最早傳入印尼之地，以及荷蘭殖民者最晚征服之地，“自由亞齊運動”認為，亞齊從未被荷蘭人擊敗，因此保留住了主權，無須對“繼承殖民者”的印尼政府效忠。這場內(nèi)戰(zhàn)最終因為來自海洋的意外災難而終結：2004年，亞齊成為印度洋大海嘯中受災最重的地區(qū)。次年，政府軍和分離武裝全面停戰(zhàn)和解。
面對群島再次分裂的危機，“一刀切”的解決方案在2001年被提出：中央政府除外交、國防、宗教、財政之外的權力一律下放給地方政府。事實上，上世紀40年代的獨立斗爭期間，權力下放和區(qū)域自治就是政府的既定方針，只是在建國初期的分離動蕩之后被蘇加諾收回，如今卻因為相似的危機被重新提起，且在宗教和財政上亦有一定讓渡。2009年，亞齊議會通過法令，亞齊成為印尼第一個、也是目前唯一一個實行伊斯蘭教法的省區(qū)。
然而，改革也造成新的問題。權力下放導致中央行政效率降低，是最近20年雅加達政策界爭論不休的問題。印尼媒體將一些濫用權力劫奪資源的地方官員稱為“小蘇哈托”。在基礎設施和基本福利等方面，自然資源豐富的島嶼和省區(qū)，與資源貧乏的地區(qū)拉開了差距。2012年，各省最低工資標準間的極值差距將近一倍。
為印尼帶來財富、繁榮、災難、戰(zhàn)爭及一切的海洋，如今又成為貧困人口遠渡尋找生存機會的通道。統(tǒng)計顯示，約450萬印尼人在海外務工，不少人系偽造文件出國。排名第一的目的地，就是蘇加諾曾試圖對抗的馬來西亞。
令人擔憂的是，隨著全球氣候變化，海洋和群島似乎將再次重塑這個國家。近2000萬印尼人生活在海拔兩米以下的島嶼和海岸，未來可能因每年上升8毫米的海平面失去家園。如何應對“變臉”的豐饒之海，是每個海洋國家都要面臨的考驗。
而印尼，首當其沖。
《中國新聞周刊》2023年第3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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