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真宗下令從福建取種，然后分三路向江、淮、兩浙區(qū)域推廣。作為當時福建首府的福州，自然是這項指令執(zhí)行中心。進行海外作物的推廣絕非易事，光大中祥符五年(1012)，政府就從福建一次取種(占城稻就達)三萬斛。在古代，“一斛”相當于“一石”，1斛有10斗，1斗相當于現(xiàn)在的2升，3萬斛相當于現(xiàn)在的60萬升。還有另一種算法，宋代1石相當于120宋斤，約為現(xiàn)代的76公斤，三萬斛則相當于現(xiàn)代的228萬公斤。無論哪種算法，三萬斛都是非�？捎^的數(shù)量。這么龐大數(shù)量的稻種，必須從福建各地征集，然后進行統(tǒng)一調(diào)配，把這些從八閩各地征集的稻種，分配交付給江淮、兩浙地區(qū)的相關部門。除了征集稻種，福州官員還必須詳細地記錄占城稻的生長習性、種植方式，以便于其他地區(qū)農(nóng)民的學習和傳播。在此基礎上，才出現(xiàn)了對占城稻有著最詳細記載的《淳熙三山志》。
來自福建各地的稻種在這里調(diào)配然后輸往江淮、兩浙區(qū)域；同樣地，來自福建各地的占城稻試種經(jīng)驗在這里得到總結提升，經(jīng)過整理后，輸送到中國的其他地方。福州在占城稻的推廣過程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樞紐作用。從這個意義上說，福州是中國第一次糧食革命的始發(fā)區(qū)。
占城稻的引入，對于福州人而言還有其他的重要意義。
“手里有糧，心里不慌”。占城稻的引進和栽種，擴大了水稻的種植面積，把原本不適合種植糧食的土地變成了可種耕地，有效地緩解包括福州在內(nèi)的福建廣大區(qū)域的糧食問題。福建人民，特別是福州、莆田、閩南一帶的沿海人民，除了冒死出洋之外，還多了一種選擇。農(nóng)業(yè)，成為福州人重要的經(jīng)濟來源之一。北宋崇寧三年(1104)，福州開始收取田稅，福州田稅占全福建賦稅總收入的六分之一。
二
占城稻所帶來的“現(xiàn)世安好”，只是暫時性緩解了中國糧食問題。到了明朝中葉，隨著人口的增長，缺土少糧的問題再一次制約中國歷史的前行。
這時候，占城稻所帶來的紅利，基本上被不斷增長的人口消耗殆盡。要養(yǎng)活更多的人口，光靠小麥和水稻已經(jīng)力不從心。為難關頭，還是閩人再度挺身而出，他們不斷地向異域進軍，經(jīng)商貿(mào)易的同時不放棄尋找能為饑荒黑幕帶來曙光的新物種。
這一次，他們付出生命與鮮血的代價，從兇悍的西班牙殖民者手中盜取“生命之糧”。
陳振龍，生活在明萬歷年間的福州海商，和他的先輩一樣，遠離故土，來到當時處于西班牙殖民統(tǒng)治之下的呂宋島(今菲律賓馬尼拉)經(jīng)商。
西班牙人占領了呂宋，他們通過橫跨太平洋的大帆船貿(mào)易帶來了南美的白銀。他們用這些奪自南美人民的白銀與中國海商(主要是福建商人)進行貿(mào)易，交換中國的絲綢、瓷器、漆器等。
在福建被稱為“番薯”的農(nóng)作物，正是西班牙人掠奪南美白銀的副產(chǎn)品。他們將原產(chǎn)于南美的紅薯、馬鈴薯、玉米等作為壓艙物，運到菲律賓。在菲律賓的土地上，這些南美作物蓬勃生長，成為當?shù)厝酥匾澄铩?/p>
到這里的福建商人見到番薯容易繁殖而且產(chǎn)量大，想到了地少人多的家鄉(xiāng)人經(jīng)常處于饑荒的陰影之下，如果能將番薯帶回故鄉(xiāng)，是不是就能夠解決故鄉(xiāng)非常緊迫的糧食問題？
當時西班牙政府不允許紅薯、玉米、馬鈴薯之類的作物出口，違者處死。
在陳振龍之前，不少閩商冒著生命危險期望將這些有可能緩解故鄉(xiāng)饑荒的“生命之糧”偷運出呂宋，都無法順利實現(xiàn)。
陳振龍經(jīng)過深思熟慮，將薯藤絞入吸水繩中，躲過了西班牙殖民者的層層搜查，渡海由漳州月港回國，后帶回福州培植。
紅薯是一種高產(chǎn)的作物，薯塊中含有大量的淀粉和多種維生素，適應性強，抗旱，耐堿，抗逆性強，喜溫暖、多光而不耐霜凍，是一種易于保收的作物，特別適應福建不太適合種植五谷雜糧的紅土壤。就算是海邊鹽堿化嚴重的貧瘠沙地，紅薯也能頑強地扎根并結出豐碩美味的根莖。
番薯在福州試種成功，適逢閩中大旱，五谷少收。遠道而來生命力頑強的紅薯在這次的災荒中填飽了很多災民的肚子。隨后陳振龍促其子陳經(jīng)綸上書福建巡撫金學曾，大力推廣紅薯種植，目的是解決閩人缺糧問題。金學曾是一個有頭腦的官僚。他一開始并不盲目相信地瓜的神奇，更擔心在福建本土栽種不活。當下“即覓地試栽。俟收成之日，果有成效”，這才決定在全省推廣種植。金學曾還在陳經(jīng)綸所獻《種薯傳授法則》基礎上，寫成中國第一部薯類專著《海外新傳》。書中對紅薯的生長習性、傳播路徑、種植要求都做了詳細的記載，是對紅薯引進過程和種植經(jīng)驗的高度總結。
福建人感激金學曾對這種救命糧的大力推廣，將這種原名為“朱薯”的食物改稱為“金薯”；因其由外國引進，故又稱“番薯”。道光年間(1821～1850)，何則賢等士紳在福州烏石山建先薯祠，祀巡撫金學曾，附祀長樂陳振龍及其子孫。其后“先薯祠”廢。1957年，福州市政府于“先薯祠”旁新建“先薯亭”，至今仍在。
福州作為最早試種番薯的地區(qū)，以福州為中心，番薯藤蔓延伸，覆蓋了整個福建紅土帶。時人文獻：“遍地皆種，物多價廉，三餐當飯而食，小民賴之�！碑斷嵆晒Υ牉榕_風所困、下令在澎湖籌糧時，糧官楊英告訴他，當?shù)亍拔ㄓ蟹怼薄?/p>
和占城稻一樣，番薯最先在福建引種，然后再全國推廣。明末，番薯已在華南地區(qū)廣為種植，并逐漸向北推廣。但是由于明末清初的戰(zhàn)亂影響，番薯的栽培技術傳播比較慢，直到康熙時期，番薯栽培技術才傳遍全國。乾隆五十年六月(1711)庚寅諭軍機大臣等：“閩省地方向產(chǎn)番薯一種，可充糧食，民間種者甚多。因思豫省近年屢經(jīng)被旱……番薯既可充食，又能耐旱，若以之播種豫省，接濟民食，亦屬備荒之一法……著傳諭軍勒渾，即將番薯藤種多行采取，并開明如何栽種澆灌之法，一并由驛迅速寄交畢沅，轉飭被旱各屬，曉諭民人依法栽種�！焙驼汲堑疽粯樱碓谥袊耐茝V也得到了最高統(tǒng)治者的大力扶持。
當紫紅的番薯花在華夏大地上遍布開花之際，象征著中國第二次糧食革命的火種遍地點燃。
番薯的傳入，改善了當時人們的生活條件，也改變了中國的歷史。不擇地而生的番薯，可以在水稻、小麥不能種植的山地耕種，而且番薯的種植反過來改良了土壤，使原來貧瘠的土地變成了可耕種的土地，一定程度上擴大了中國的可耕地面積。番薯的引入不僅可開發(fā)新的耕地，還可以與小麥、高粱等其他作物進行混種和間隔種植，豐富了中國耕作制度的內(nèi)容，提高了土地利用率，增加了糧食的畝產(chǎn)。不到百年的時間，番薯已經(jīng)成為東南紅土帶“民生賴以食”“旱潦兇歉賴以生”的主要食物。
郭沫若曾頌揚陳振龍“此功勛當?shù)帽壬褶r(nóng)”，并非言過其實。早在清嘉慶年間，臺灣詩人黃化鯉就寫了一首贊頌番薯的詩：“熊掌龍?zhí)悴⒂忻瑒騽蛴淼榉N初成。自從海外傳佳植，功用而今六谷爭。”詩人將番薯與“熊掌龍?zhí)恪辈⒎Q，與農(nóng)業(yè)“六谷”并列，足見對其高度肯定。
和番薯同時期自南美傳入中國的作物，還包括馬鈴薯、玉米等。和“番薯”一樣帶有“番”字的海外物種還包括“番石榴”、“番茄”(西紅柿)、“番蔥頭”(洋蔥)、“番木瓜”(木瓜)等，它們往往是在明清通過海上絲綢之路傳入中國的。而帶有“胡”字的物種(胡蘿卜、胡桃、胡瓜等)則往往是在漢唐時期通過陸上絲綢之路傳入中國。在中國文化中，異域物種的命名往往暗示了其傳播途徑。
這些來自大洋彼岸的南美作物，在華夏大地上扎根繁衍，推動了中國農(nóng)業(yè)史上的第二次糧食革命，解決了制約中國人口發(fā)展的糧食問題，為中華帝國的穩(wěn)定和繁榮做出不朽貢獻。
引進新作物上，引爆兩次古代中國糧食革命，福州人敢為天下先的勇氣讓自己在生存的挑戰(zhàn)面前獲得了先機。
番薯和占城稻都是福建人從海外網(wǎng)羅進中國的作物，它理所當然成為福州人餐桌上的主食，而它所滋養(yǎng)的不僅僅是福州人的胃，更滋養(yǎng)了福州人的精神。
引進占城稻為福州人民所帶來的不僅僅是溫飽問題的解放，更重要的是，農(nóng)業(yè)的發(fā)展為福州人帶來更多可以選擇的生活方式。人們可以安定下來耕讀，在農(nóng)耕之余讀書。五代后兩宋福州經(jīng)濟文化的爆發(fā)式增長，某種程度上也與占城稻有關。“倉廩實而知禮節(jié)”，出沒于風波無定的海洋，那種強烈的不安全感，被占城稻推動農(nóng)耕文明的腳踏實地所中和，福州人的海洋性格也融入了更多來自農(nóng)耕文明的平和與圓融。
而番薯的引進，是福州人再一次在饑荒面前強有力的自救。從蹈死不顧的西班牙殖民者手中盜取的不僅僅拯救炎黃子孫于水火之中的物種，更是一種不甘妥協(xié)、頑強進取的精神傳承。包括福州在內(nèi)的所有福建人對這種從海外帶回國內(nèi)的不起眼的作物情有獨鐘：自言從小吃地瓜(番薯別名)；自嘲自己的語音帶有“地瓜腔”。番薯那種不擇地而生的頑強生命力，與福建人四海為家、愛拼會贏的精神氣質高度吻合。在無數(shù)的困境中，無數(shù)的福建人一邊啃著地瓜，一邊鼓勵著自己，闖過了一道又一道的難關，駛向下一個成功的港灣。(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