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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州何以成為宋元中國的世界海洋商貿中心?|古城新讀

  以中國音樂史“活化石”——泉州南音為創(chuàng)意的歌曲《百鳥歸巢》,亮相中央廣播電視總臺2023年春節(jié)聯歡晚會,讓全國各族人民乃至全球華人領略到中華優(yōu)秀傳統文化之美。

  唐宋以來,中原移民數次南遷,把中原音樂文化也帶入了以泉州為中心的閩南地區(qū),并逐步與當地民間音樂融合,形成了具有中原古樂遺韻的南音文化。

  雅樂千年,“和鳴”于今。

▲古老而現代的泉州港石湖港區(qū)。(陳英杰 攝)
▲古老而現代的泉州港石湖港區(qū)。(陳英杰 攝)
▲泉州的南戲表演。(陳英杰 攝)
▲泉州的南戲表演。(陳英杰 攝)
▲中國閩臺緣博物館。(陳英杰 攝)
▲中國閩臺緣博物館。(陳英杰 攝)
▲泉州的東西塔和西街。(陳英杰 攝)
▲泉州的東西塔和西街。(陳英杰 攝)
▲泉州刺桐繁花似錦。(林亞丹 攝)
▲泉州刺桐繁花似錦。(林亞丹 攝)

  兩年前,在第44屆世界遺產大會上,泉州以“宋元中國的世界海洋商貿中心”的美譽被列入《世界遺產名錄》,成為我國第56項世界遺產。

  古泉州何以燦爛奪目?新泉州如何再次揚帆、重鑄輝煌?就此,記者近日對話中國閩臺緣博物館館長陳偉平,中共泉州市委統戰(zhàn)部副部長、泉州市民族與宗教事務局局長許穎穎。

  記者:從“偏居一方”到“東方第一大港”,從歷史文化名城到世界遺產城市,歷史上的泉州有著怎樣的“天時、地利、人和”?

  許穎穎:泉州,地處于東南沿海,枕山襟海,四季如春,素有“溫陵”之稱,其海岸線長,天然良港多。

  先秦古越族人就在這里培育了古越文化,后來隨著中原人口的遷徙入閩,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為這里源源不斷地注入了先進的中原文化,讓這片熱土不斷煥發(fā)新的活力。

  西晉,大批晉人“衣冠南渡”來到泉州并沿江而居。由此,這條大河被命名為晉江。

  及至中唐,黃河流域百姓再次大規(guī)模南遷。北宋末年,中原起烽火,“高宗南渡,民從之者如歸市”,泉州由此迎來第三次中原人遷入的高峰期。

  定居于晉江兩岸的歷代中原移民,也和當地人一樣,與海相伴,向海而生,久而久之掌握了與海打交道的本領。中原文化、古越族文化和海洋文化經過長期互動、交融,形成了厚重的泉州文化。

  千年前,作為中國南方的四大港口之一,泉州港的商船就已東至日本、琉球、三佛齊(今印尼巨港)。10至14世紀,世界海洋貿易迎來了一個光耀史冊的繁榮期,形成了大航海時代前的“首個世界體系”,躋身這一體系中的泉州表現格外優(yōu)異。那時,泉州港帆檣如云,一艘艘滿載絲綢、茶葉、瓷器的貨船紛紛出港,一批批來自世界各地的物品忙于卸艙。

  在如今以泉州城區(qū)為核心的泉州灣地區(qū),有22處具有代表性的古跡遺址,分布于自海港經江口平原并一直延伸到腹地山區(qū)的廣闊空間,它們集中反映了宋元時期泉州獨特而杰出的港口城市空間結構,涵蓋了行政制度、交通、生產和商貿諸多重要文化元素,體現了泉州的海外貿易體系與多元社會結構。

  正如世界遺產委員會所認為,它們共同促成了泉州的崛起并蓬勃發(fā)展,對東亞和東南亞的發(fā)展做出巨大貢獻,在世界文化經濟交流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記者:從刺桐樹到刺桐港,泉州港曾有過怎樣的繁華圖景?

  許穎穎:泉州先民以及紛至沓來的蕃商行賈,給這座歷史文化名城留下了鮮明印記。

  如今,刺桐樹是泉州的市樹,刺桐花是市花,在風中搖曳著別樣風情。唐代以前,在東南亞,這種布葉繁密、花開紅艷的喬木,讓泉州先民感到喜慶滿滿,便緊趕慢趕把它們運回故鄉(xiāng)栽植。

  真正讓刺桐樹名揚天下的,是五代泉州永春人留從效,這位清源軍(即泉州)節(jié)度使(后封晉江王)對當地的風土人情了然于胸。他治理泉州17年,功不可沒。當稅賦有了厚實的儲備,他立即重新加版修筑泉州城,并以超前的審美格局,命人沿著四面城墻環(huán)植刺桐樹。于是,“刺桐”成了泉州的代稱。

  宋朝初年,以泉州為主要起點的海上絲綢之路迅速雄起。此時泉州遠離兵火,社會安定、民康物阜,對外貿易秉持平等互利原則,令各國心儀向往,于是出現了“漲海聲中萬國商”的盛況。

  海外貨物運抵泉州港口,陸地交通的后續(xù)作用舉足輕重,因此宋元時期泉州曾一度掀起建橋的熱潮。100多座石橋橫跨江海之上,便利了人與貨物的往來流通。其中,由北宋名臣蔡襄主持建造的泉州洛陽橋和建于南宋紹興年間的安平橋(即五里橋)影響最大,分別享有“海內第一橋”“天下無橋長此橋”之美譽,雙雙列入《世界遺產名錄》。

  北宋元祐二年(1087年),朝廷在泉州設立市舶司,也就是海關,泉州成為國家級對外窗口,在制度和法律層面上保障中外商人在此做生意的權益。占盡天時地利的泉州如虎添翼,甚多外銷瓷器由泉州郊外的德化、磁灶窯場燒制,外銷鐵器由安溪青陽冶鐵場鍛造。海外貿易的需求激增,還使得泉州成為了中國海船制造中心、紡織業(yè)中心以及福建重要的外銷瓷、冶鐵的生產基地。

  南宋時期政治經濟中心南移,更多的泉州商船遠航到亞歐非乃至拉美各國。在泉州和廣州、明州(今寧波)這三個當時全國重要港口中,泉州憑借寬松的流通環(huán)境和堅實的航運基礎,擁有“三灣十二港”,地位一步步上升。在泉州豐澤區(qū)法石碼頭的灘涂下,就曾出土一艘南宋商船,載重相當于700頭駱駝運輸量的總和。

  如今,只要翻翻《馬可·波羅游記》《伊本·白圖泰游記》,便能窺知當時泉州港帆檣如林的盛況。

  記者:今年新春伊始,“源·緣——閩臺藝術展”在中國國家博物館舉行,展品中有來自泉州的中國閩臺緣博物館收藏的藝術精品。在陳館長看來,中國閩臺緣博物館為何會如此引人關注、受人喜愛?

  陳偉平:首先,我向讀者朋友們推介一下“源·緣——閩臺藝術展”。這次展覽由中國國家博物館、福建省文化和旅游廳共同主辦,福建博物院承辦,共展出400多件閩臺藝術作品,涵蓋了戲曲、民藝及工藝美術、文學、書法、美術等多個方面,其中中國閩臺緣博物館選送了29件珍貴藏品參展。

  在中國閩臺緣博物館的藏品中,有一對清代陶制風獅爺十分引人注目!帮L獅爺”是閩臺兩地共同的民間信仰,人們相信其具有“鎮(zhèn)風止煞、祈祥求福”的法力。

  在中華優(yōu)秀傳統文化中,葫蘆寓意“福祿”。此次參展的葫蘆瓷瓶是2016年為中國閩臺緣博物館開館10周年而設計,瓷瓶上的“媽祖福安”四字由祖籍泉州的臺灣著名作家余光中先生親筆題寫,寓意“兩岸一家親、共圓中國夢”。

  中國閩臺緣博物館是反映祖國大陸(福建)與寶島臺灣歷史關系的國家級專題博物館,館主體建筑采用了中華傳統文化“天圓地方”的設計理念,運用閩臺兩地傳統建筑“出磚入石”的特色工藝,紅白相間,渾然天成,充分體現了海峽兩岸共通的人文精神與地域特色。

  從基本陳列《閩臺緣》到專題展《鄉(xiāng)土閩臺》等,中國閩臺緣博物館充分展示了閩臺之間地緣相近、血緣相親、文緣相承、商緣相連、法緣相循的歷史事實。

  如果您到博物館參觀的話,建議不要錯過主體建筑入口門廳的一幅火藥爆繪壁畫。它高18米、寬9米,是著名泉州籍旅美藝術家蔡國強先生的作品。他以中國人的古代發(fā)明——紙和火藥為材料,運用現代藝術演繹了海峽兩岸亙古不變而又歷久彌新的文化主題:同文、同種、同根生。

  記者:作為我國首個獲得“東亞文化之都”稱號的城市,歷史上的泉州又是一座怎樣的多元文化交融的國際化大都市?

  許穎穎:泉州入選全國首批歷史文化名城,也是中國首個獲得“東亞文化之都”稱號的城市。

  古代,隨著綿延不絕的海上商貿往來,泉州先民義無反顧地出洋打拼,成為中華文化的早期海外傳播者。與此同時,船來帆往,大批來自阿拉伯、波斯、印度等地的商旅、使者也相繼來到泉州,有些長期定居與當地人聯姻,于是出現了“蕃客”“土生蕃客”“五世蕃客”等。當時, 在泉州城南的晉江沿岸建立了外商聚居區(qū),宋朝政和年間還專門“請建蕃學”,為“蕃商”子女提供就學場所。越來越多的海外蕃商,已然成為泉州發(fā)展的一支重要力量。

  宋元時期,泉州香料交易繁盛,阿拉伯商人在其中發(fā)揮了重要作用,出現不少以制香為業(yè)的家族。他們購入進口香料,加工成香品后投放海內外市場。當時,泉州成為與埃及亞歷山大海港相媲美的“東方第一大港”,贏得了馬黎諾里、伊本·白圖泰、馬可·波羅等旅行家的造訪與盛贊。多元文化在此交融互鑒、和諧共生,泉州當之無愧地成為一座國際化大都市。

  如今行走在泉州,歷代蕃商帶來的域外文化與本土文化互鑒融通的遺存,俯仰之間隨處可見。位于泉州西街、始建于公元686年的開元寺,其大雄寶殿的飛天樂伎斗拱是以印度迦陵頻伽為原型的。宋元時期,泉州創(chuàng)建了形制仿敘利亞大馬士革伊斯蘭教禮拜堂的清凈寺、世界唯一摩尼教寺廟遺存草庵寺。泉州古城出土了眾多13—14世紀的印度教、基督教、伊斯蘭教、佛教題材石刻。這些留存至今的宗教文化建筑或其構件,為泉州贏得了“世界宗教博物館”的美譽。

  (本文刊發(fā)在《中國民族》雜志2023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