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薛東
學術研究是重要的文化活動，也是區(qū)域文化發(fā)展進步的重要標識。從文化角度考察福建馮夢龍研究的學術歷程，可以說，福建馮夢龍學術研究與文化傳承既是福建當代文化蓬勃發(fā)展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福建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建設的有生力量和重要品牌。
學術研究與媒體傳播互動：文化生成機制
2018年，我曾經(jīng)在一次有關馮夢龍文化傳承的座談會上提出“馮夢龍研究與媒體傳播互動的福建實踐——一個令人矚目的新鮮經(jīng)驗”的觀點，后來人民網(wǎng)以“馮夢龍：蘇州人在福建當官并走紅，有學人還不能缺‘媒人’”為題發(fā)表。這與其說是一個經(jīng)驗，不如說是一種文化生成機制更為恰當。
在媒體傳播的影響和作用與日俱增的背景下，學術研究尤其是人文科學研究，如何借助媒體力量迅速擴大影響、深化學術研究，同時媒體如何運用學術研究成果獲取傳播資源素材、增強媒體傳播力引導力影響力公信力，這是研究者與媒體人共同面臨的新課題。
“在改革開放后開始的馮夢龍研究第二次大突破中，福建的專家學者發(fā)揮了開創(chuàng)性的重要作用”，北京大學教授、著名民間文學專家段寶林的這一論斷，明確了福建馮夢龍研究在全國的地位與貢獻。梳理福建馮夢龍研究的學術歷程，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在新時期福建馮夢龍研究面臨突破的初始階段、學術成果的轉化應用、馮夢龍文化的創(chuàng)新深化與學術團隊的成長壯大等節(jié)點，都伴隨著媒體傳播的跟進與助推。當然，福建馮夢龍研究的豐碩成果也為媒體傳播提供了大量客觀優(yōu)質的內容資源、生動素材和傳播信源。福建馮夢龍研究這些年提供的“學術研究與媒體傳播互動”的過程，正是文化生成機制的生動實踐與具體體現(xiàn)。
這種文化機制的形成、建立與完善，既有助于推動學術研究活動，也有助于優(yōu)化媒體生態(tài)環(huán)境。這種機制的形成既緣于福建馮夢龍研究者的自身素質，也得益于福建特殊的開放省情。福建馮夢龍研究的領軍人物王凌，不僅深知媒體傳播對學術研究的重要作用，而且善于運用媒體傳播助推學術研究。這是這種機制形成的背景與基礎。具體可從兩方面來說明。
首先，媒體傳播直接激發(fā)了福建學者參與馮夢龍研究的學術熱情與歷史責任，開啟了福建馮夢龍研究取得“歷史性貢獻”的歷程。
兩個媒體傳播事件不可不提。
其一，《壽寧待志》的發(fā)現(xiàn)、出版與福建學者的研究成果。1982年，時為福建人民廣播電臺記者的王凌到壽寧采訪，得知壽寧縣通過日本國際圖書服務公司幫助攝回《壽寧待志》微縮膠卷本，喜出望外，立即借閱。新聞記者的職業(yè)敏感和北京大學中文系畢業(yè)生的文學功底，讓王凌讀了《壽寧待志》后敏銳地看出此書的重要價值與意義。于是，王凌立即做了兩件事：一是鼓勵陳煜奎把《壽寧待志》校點后交出版社正式出版。二是寫了一條新聞《壽寧縣挖掘出研究馮夢龍生平和思想的重要歷史資料——〈壽寧待志〉》，讓社會各界了解《壽寧待志》的存在及其價值�！秹蹖幋尽返陌l(fā)現(xiàn)為福建馮夢龍研究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寶貴史料，帶來了福建馮夢龍研究的契機。隨后，王凌利用業(yè)余時間撰寫研究《壽寧待志》的論文先后在《文獻》和《福建論壇》發(fā)表，為研究馮夢龍揭開了新的序幕。
1983年6月，《壽寧待志》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并參加1983年底的莫斯科國際書展。這是馮夢龍研究中重大的媒體傳播事件。“馮夢龍《壽寧待志》是我國古代地方志中的一朵奇葩，它的出版必將推動對馮夢龍研究�！蓖趿柙凇痘恕で榉N·七品官——馮夢龍?zhí)接摹芬粫袑懙馈?/p>
其二，從質疑《辭海·文學分冊》“馮夢龍”條目到首次舉辦馮夢龍紀念會，體現(xiàn)了福建學者的精神追求與學術擔當。
1979年出版發(fā)行的《辭海(修訂本) 文學分冊》和1981年版(二版)《辭�！の膶W分冊》中關于“馮夢龍”條目對馮夢龍的評價：“馮夢龍是明文學家、戲曲家。其思想略受市民意識影響，但基本方面仍屬于地主階級的范疇……所編選的作品中，有少數(shù)能對禮教的某些方面持輕視態(tài)度，但多數(shù)則宣揚封建思想，且往往流于穢褻。”面對這種“權威”評價，福建學者大膽質疑，提出令人信服的新觀點。首先是王凌經(jīng)過將近兩年的研究，寫出一篇極具挑戰(zhàn)性的文章《馮夢龍研究應該有一個大的突破》，不指名地把批判矛頭對準二版《辭�！の膶W分冊》中的“馮夢龍”條目。然后是1984年11月9日，在著名學者許懷中、郭風、黃壽祺、陳侶白等支持和推動下，福建省作家協(xié)會在福州召開“馮夢龍誕生410周年暨入閩任壽寧知縣350周年紀念會”。會上，許懷中、郭風和黃壽祺分別從各個側面分析和肯定了馮夢龍的歷史貢獻；王凌在會上宣讀了《馮夢龍研究應該有一個大的突破》的文章，一針見血地指出了當時學術界對馮夢龍“看缺點較多，肯定成績少”的問題。他們的觀點在思想解放的大背景下，獲得廣泛贊同。1984年11月15日，上�！段膶W報》刊發(fā)了王凌的文章。1985年第3期《文學遺產(chǎn)》的署名文章提到，王凌提出的“研究馮夢龍要有一個大的突破”的論斷具有方法論的意義。
其次，媒體傳播承接了馮夢龍研究學術成果轉化的重要任務，推動了馮夢龍文化創(chuàng)造性轉化、創(chuàng)新性發(fā)展。
學術研究成果必須借助媒體傳播實現(xiàn)創(chuàng)造性轉化，才能產(chǎn)生巨大的社會效益和社會影響力。2014年，王凌的長篇論文《末世廉吏馮夢龍》被《海峽通訊》分兩期(2014年第4、5期)全文刊發(fā)。隨之，海峽文藝出版社編審、文藝評論家陳小培也在《海峽通訊》2014年第10期發(fā)表《廉吏馮夢龍的啟示》。福建率先從廉政文化的角度研究馮夢龍，為全國廉政文化建設發(fā)掘了豐富的資源寶庫。2015年，王凌先后發(fā)表《小議“無訟”》四篇文章和《馮夢龍實踐“使無訟”的價值》等馮夢龍法治文化研究系列論文。2016年，王凌又撰寫《馮夢龍司法實踐及法制理念的當代價值》，在《光明日報》發(fā)表，推動馮夢龍研究取得新突破。這些學術研究成果通過媒體傳播產(chǎn)生了廣泛的社會影響。
“馮學閩軍”的生成與發(fā)展：文化有生力量
學術研究的人才與隊伍建設，既是學術研究的根本保證與基本前提，也是區(qū)域文化建設的關鍵內容與核心要素。福建馮夢龍研究中形成并極具活力的“馮學閩軍”，正是福建文化建設發(fā)展不可忽視的一支有生力量。
20世紀80年代以來，福建馮夢龍研究不僅有學術領軍人物、有專家群體，而且有重大突破和影響力的學術成果，有讓“馮學”生根發(fā)芽的平臺與舉措。
首先是學術領軍者與專家群體。王凌是福建馮夢龍研究的領軍人物。自從他開始撰寫《壽寧待志》研究論文并在《文獻》發(fā)表，就揭開了他研究馮夢龍的序幕。自此之后，王凌的生活與馮夢龍緊緊連在了一起，福建與馮夢龍的緣分也越走越近。
20世紀80年代初，馮夢龍在學術界尚未得到公正評價。王凌認為，應該正視馮夢龍“三言”的文學史地位。在他的積極策劃、牽頭組織下，1983年福建寧德成立全國首個研究馮夢龍的地方學術團體——閩東馮夢龍研究會。1984年，福建省作協(xié)召開“馮夢龍誕生410周年暨入閩任壽寧知縣350周年紀念會”，王凌在會上提出：“在中國文學史上，是馮夢龍首次讓市民階層成為文學作品的主人翁，站在了文學舞臺的中心位置。”陳小培認為，王凌的觀點應該是迄今為止對“三言”及馮夢龍最準確的評價。1985年，全國首屆馮夢龍學術討論會在福建寧德舉辦。1992年，王凌出版了馮夢龍研究專著《畸人·情種·七品官——馮夢龍?zhí)接摹�，并在全國學術大會上發(fā)表長篇論文《馮學研究七十年》，標志著福建“馮學”進入一個新的研究階段。“馮學”也開始成為中國古代文學研究的一個專門學科。自稱“草根學者”的王凌，卻被“馮學界”稱為“馮夢龍的異代知音”�！斑@樣的稱呼，可謂恰如其分�！笔∽鲄f(xié)原秘書長陳侶白說。
學術研究與學術觀點的突破既要有領軍者，還要有團結合作的專家群體。想當年，王凌僅僅30歲出頭，他敢于對以《辭�！窏l目為代表的貶低馮夢龍的傾向挑戰(zhàn)，阻力之大可想而知。如果沒有郭風、許懷中、黃壽祺、陳侶白、薛汕、路工、段寶林、曾文淵等老一輩專家學者的支持，王凌是不太可能脫穎而出的。當然，在福建的馮夢龍研究專家群體中還有以福建師范大學齊裕焜教授為代表的高校團隊，有以《海峽通訊》《福建論壇》為代表的媒體，有以海峽文藝出版社為代表的出版界同仁。
“馮學閩軍”作為崛起中的文化有生力量，既要尋求不斷突破，又要努力生根發(fā)芽。這也是把福建馮夢龍研究繼續(xù)引向深入的唯一出路與基本要求。讓“馮學”生根發(fā)芽，“馮學閩軍”才能繁榮發(fā)展。正如王凌所說，“馮學”研究在不斷突破中找到了自己的根，又在當代發(fā)芽，成為我國傳統(tǒng)文化中的華麗篇章。2015年12月，福建省馮夢龍研究委員會與福建江夏學院掛鉤，在福建江夏學院設立馮夢龍文化研究所，成為全國高校首例。福建江夏學院創(chuàng)意與設計學院的師生從馮夢龍文化中挖掘靈感，設計開發(fā)了一大批馮夢龍文化創(chuàng)意產(chǎn)品。
推動馮夢龍列入福建歷史名人：文化核心品牌
文化建設發(fā)展的基本任務與重要成果，就是實現(xiàn)從文化資源向文化品牌或文化優(yōu)勢的轉化，讓優(yōu)秀文化真正成為民眾修身養(yǎng)性的營養(yǎng)動力和國家民族的核心實力。福建馮夢龍研究的重要成果之一，就是推動馮夢龍列入《福建省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傳承發(fā)展工程實施方案》六大歷史名人之一，實現(xiàn)了從文化資源向文化品牌的有效轉化，讓馮夢龍文化成為福建省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
馮夢龍是蘇州人，其一生的主要活動不在福建。從籍貫來講，馮夢龍不能算作福建人，但福建成就了馮夢龍“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完美人格塑造。馮夢龍在壽寧縣擔任四年知縣，撰寫了長達五萬言的《壽寧待志》。他主政壽寧“政簡刑清、首尚文學、遇民以恩、待士有禮”，為官一任，造福一方，留下口碑。
2017年2月17日，曾經(jīng)長期在寧德工作、近幾年又積極參與馮夢龍文化工程的建設和推進工作的5位老同志給當時省委主要領導提交了一份《建議將馮夢龍文化工程列入我省傳承發(fā)展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工程的報告》。報告中說，福建省由于歷史的原因，對馮夢龍文化有較多關注，當前更有責任在傳承發(fā)展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工程中作出應有貢獻。報告還提出，福建省研究馮夢龍已有比較扎實的基礎，已經(jīng)聚集了一批老中青相結合的研究隊伍，出現(xiàn)了馮夢龍研究的領軍人物。在此基礎上進一步加以扶持，必能使福建在建設文化強省中多一個可以影響全國的載體。報告還從一個需要修正認識上偏差的角度，論證了將馮夢龍文化工程列入福建傳承發(fā)展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工程的必要性與可行性。報告認為，要充分認識福建幾千年古代文化的一個獨有特征。福建在地理上處于我國東南一隅，東靠大海，西面被武夷山脈隔絕，故交通比較閉塞，與各個朝代的文化中心距離甚遠。所以福建省籍的歷史文化名人，如兩宋的蘇頌、宋慈，明清的李贄、林則徐，近現(xiàn)代的嚴復、冰心等，其一生的主要活動多在外地展開，他們在福建當?shù)氐幕顒虞^少且不很突出。而外省到福建工作的歷史文化名人，如唐末的王審知、明朝的馮夢龍等，在福建文化中倒留下了更為豐富的記載。兼容并蓄的八閩文化為福建馮夢龍研究開辟了廣闊空間，為馮夢龍文化打上了福建印記。梳理和發(fā)掘福建文化資源，應吸納福建馮夢龍文化的研究成果。所以，報告明確提出，我們在研究福建古代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時，一定要樹立“本土文化”與“流寓文化”并重的理念，不能忽視非福建籍歷史文化名人，這樣才更能展現(xiàn)福建文化的豐富性與歷史性。
2017年5月22日，《福建省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傳承發(fā)展工程實施方案》(以下簡稱《實施方案》)出臺�！秾嵤┓桨浮访鞔_指出，在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不斷孕育發(fā)展的歷史長河中，福建文化以多元、深厚、交融的鮮明特征而著稱，已經(jīng)成為福建的獨特標識和八閩兒女的精神命脈。《實施方案》提出精心組織實施“十大行動”的重點任務。在第一項重點任務“中華民族精神傳承發(fā)展行動”中，《實施方案》要求，深入挖掘朱熹、馮夢龍、鄭成功、林則徐、嚴復、陳嘉庚等歷史名人文化資源，支持舉辦紀念名人、傳承名人精神的座談會、研討會、展覽會，大力宣傳弘揚歷代名人的先進事跡和精神理念，不斷提升福建名人文化品牌的知名度和影響力�！秾嵤┓桨浮愤�要求，堅持以文化人、以文育人，推動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進課堂、進作品、進網(wǎng)絡、進社區(qū)、進家庭，推動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核心價值理念更廣泛地為人們所熟知、所熱愛、所奉行。
《實施方案》將馮夢龍列入福建歷史名人，不僅使馮夢龍文化成為福建文化的核心品牌，也使馮夢龍學術研究與文化傳承發(fā)展進入新的歷史階段，為福建馮夢龍研究提出新任務、提供新機遇，讓福建馮夢龍研究行穩(wěn)致遠。
